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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路上“红色秘密基地”:中共中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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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9-9-9 20:56:22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位于江苏路389弄深处的一幢宁静小楼,曾是解放战争时期中共中央上海局机关旧址。斑驳的地板、模糊的相片、朴素的家具……记录着昔日的时光。

严格执行“隐蔽精干”方针

1946年4月,中共中央成立上海中央局;1947年1月16日,改为中共中央上海分局;1947年5月6日,为了加强与调整我党在蒋管区工作的领导,中共中央上海分局正式改名中共中央上海局,管辖长江流域西南各省及平津一部分党的组织与工作,必要时指导香港分局。上海局由刘晓、刘长胜、钱瑛、刘少文(张明)4名委员组成,刘晓为书记,负责全面领导;刘长胜为副书记,主要分管上海市委和职工运动;钱瑛为组织部部长,负责上海中央局领导的各省、区党组织及青年组、全国学联党组的工作;刘少文负责情报工作(1948年10月由吴克坚接替刘少文工作)。

此外,专设了文化、工商统战委员会,由张执一负责工商界与上层民主人士的统战工作,沙文汉负责文化宣传工作。在这个委员会的推动下,上海进步教授组织了“上海各大学民主教授联谊会”(大教联);同时上海局创办了《联合日报》《联合晚报》等报纸,以及《文萃》《文摘》《真理与自由》《现代妇女》等刊物。

1947年10月,上海局成立了“外县工作委员会”,书记张执一,副书记林枫(1948年秋任书记),委员周克(1948年秋任副书记)、王锡珍、丁瑜。管辖范围是除了上海、南京以外的苏南中等城市以及浙东地区、杭州及杭嘉湖地区、淞沪地区和上海近郊各县的党组织及党所领导的部分武装游击队。为了更好地领导策反工作,1948年11月,又设立了“策反工作委员会”,由张执一任书记、沙文汉任副书记,委员王锡珍、李正文、田云樵。

1949年4月,张执一离开上海,策反委转由沙文汉领导。策反委成功策反了国民党国防部陆军预备干部局局长兼陆军预备干部训练团团长又兼第一总队总队长贾亦斌率所部4000多人在嘉兴起义;国民党空军第八大队中尉飞行员俞渤等人驾驶重型轰炸机起义;“重庆号”巡洋舰起义;国民党海军第一舰队旗舰“长治号”起义;国民党海防第二舰队起义等,为加速上海解放进程及保护城市基础设施作出了重大贡献。

根据中央指示,上海局采取少开全体会议、多作政策指导、委员分工负责、平行组织、单线领导、党员转地不转关系等组织原则和工作方法,严格执行“隐蔽精干”的方针,确保领导机关的机密性和对下属领导的持续性,在国统区开辟了人民革命的“第二战线”,有力地配合了解放军的正面战场。上海局的建立也是抗战胜利后党的工作重心从农村转回城市的重要标志,是中央对城市工作的重要部署,为保障解放战争的最后胜利,在国统区奠定了坚实的组织基础。

江苏路永乐21号

中共中央上海局在上海有几处重要的场所,如愚谷村121号(今南京西路1892弄121号),一栋双幢三层的楼房,三面有门,北通愚园路,南临南京西路,东为乌鲁木齐北路,底层是以王辛南与党外人士林俊卿医生名义开办的中华医药化验所,刘晓、刘长胜、钱瑛、刘少文来开会时,手里常常拿些糕点、玩具之类的礼物,装成客人的样子,会议结束便由三个门相继离去。1948年年底,随着中华医药化验所的停办,此处随即停止了使用。如马立斯新村(今重庆北路216弄52号),这处房产原为美国海军所有,1947年春,经上海局指示,由党的老交通员熊志华租下,上海局偶尔在此开会,1948年6月停止了使用。再如,新闸路来安坊(今新闸路1576弄5号),一幢二层的楼房,住着地下党员周绮林与她的母亲。1946年八九月间,上海地下党准备在此设立电台,并派江闻道、沈德钧夫妇搬来二楼居住,以此掩护电台报务员郑惠英的工作。后因周围环境不利发报,电台一直没有启用。1947年9月,郑惠英撤走,周绮霖暂时离沪,江闻道夫妇仍住在这里,之后便成了上海局的机关之一,刘晓、刘长胜、刘少文不定期在这里碰面,张执一、沙汉文、张承宗也时而前来参与讨论或汇报工作。另外,还有愚园路81号二楼,和福履里路、台拉斯脱路口(今建国西路384弄10号),但最重要的,一定是江苏路永乐21号(今江苏路389弄21号)了。

1945年9月,根据中共上海市委书记刘长胜指示,王辛南以私人名义租下了江苏路永乐21号。这幢假四层楼房,建造于20世纪30年代中期,位于永乐弄堂底,周围僻静隐蔽。当年的布置,一楼是张执一、方行两家老人和孩子日常的活动场所与餐厅,方行、王辛南夫妇住在二楼,张执一、王曦夫妇住在三楼,三楼也是领导成员开会、研究工作的地方。四楼平时放些杂物,1946年4月,冯文彬由延安来上海,在四楼住了约3个月,他走后不久,钱瑛从南京调来上海工作,同样住在四楼,住了约1个月。

在永乐21号经常开会的有刘晓、刘长胜、钱瑛、刘少文,还有张执一、张承宗。会议内容以讨论中央指示、上海局势、政策、策略、重大斗争为主,具体不涉及人事组织。每次开会时,桌上放有麻将或扑克牌作掩护,方行、王辛南则在楼下“望风”,散会后,再负责把“客人”送走。刘长胜指示方行、王辛南夫妇负责掩护张执一全家,既需保全这里作为高层领导开会的机密场所,两家人的日常生活也完全由王辛南出面一一照应。

户口检查应对有惊无险

1948年8月,国民党借口重新分发身份证而进行户口检查,规定各户在轮到检查时必须守候在家,并需以照片核对。这项针对中共地下组织的清查计划,无疑对永乐构成巨大威胁。刘晓、刘长胜、张执一和张承宗在永乐开会研究如何应对,最后决定暂时转移去杭州以保安全。于是,假托有几位上海资本家要去杭州名刹做佛事,请佛教界著名居士赵朴初备函,介绍刘晓、刘长胜、张执一和张承宗,由方行陪同前往杭州拜访净慈寺方丈。方丈得知5位是来大做佛事(打水陆)的,分外殷勤,安排他们住在了深院独立小屋。在与方丈谈完佛事之后,他们决定在寺内小住几天再回去,时值天气炎热,以白天不宜外出至晚间才能游湖赏月为由,刘和张等4人白天在室内佯作打牌消遣,实为开会议事,方行带着6岁的张纪生(张执一长女)在院子里玩耍观察动静。一行人住了约一个星期,得到王辛南的上海来信,知道上海的户口大检查已经过去,大家才分头返回。

还有一次,张执一联系的一位国民党立法委员被捕了,特务机关知道他与共产党某位高级干部时有往来,却限于消息,只知这位干部姓张,湖北人,是个胖子。见那位立法委员死不招供,特务转而用枪逼着他的司机开车去送“胖子”客人回家的地方。司机开到张家附近停下,解释说自己忙于开车掉头,不曾见到客人下车后离去的方向,特务无奈到派出所查户口簿,查到有三家姓张的湖北人,于是一家一家找胖子,排除两家后,来到了永乐21号。

那天,恰巧张执一的夫人王曦在,国民党问王曦要她先生单独的相片,王曦是地下党高级干部,有经验,打扮和举止如寻常上海家庭妇女一般。她取来一张全家福,对特务说先生到南京做生意去了,只有这一张,没有单独照过,你要就拿走,不要就拉倒!国民党之余姚论坛网要单独相片,是性感热舞当年的拍照技术比较差,单人照片相对来说更加清晰,便于他们比对指认。晚年张纪生回忆说:“那时候国民党还是认为共产党员都比较穷,看我家里条件都还不错,佣人、厨师、老老小小一大堆人,没要到单独的照片,他们也就作罢离开了。”

由于掩护方式的异常严密谨慎,中共中央上海局这一最大的“红色秘密机关”从未暴露,以至在新中国成立后的很长时间,哪怕今天,我们台球游戏对动感豪情在这里的那些搞笑故事,了解得少之又少。据说,当年家中两名佣人虽然与两家老小在一起生活多年,却对房屋主人从事的工作毫无所知,直到上海解放,看到住在这里的“先生”“小姐”“太太”个个穿上了解放军军装,他们惊得目瞪口呆。

1949年5月27日上海解放,方行与张执一两家先后搬离了永乐21号,接着王辛南的亲戚来住过一段时间。1950年,按刘长胜的指示,房子移交给了上海市总工会。当时刘长胜给方行写了一张便条:

方行同志:请你写一介绍信给你的亲戚(关于江苏路愚园路的一座房子),言明由上海总工会丁盛雅同志去接洽。请将此介绍信直接交王玉昆同志。

1981年,张执一从北京来到上海,特意去看了永乐这幢他曾经生活和工作过的房子。弄堂还在,一切依旧,在那扇熟悉的铁门外,老人驻足良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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